发表于《经济导刊》2023年6月号
我国的工业遗产是传承优秀工业文化的载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从几乎空白的基础起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工业遗产，它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
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经验与规律，最终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史学者武力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的内外条件，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现代化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又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经济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探索的过程，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割裂历史，要分析历史演变的趋势、逻辑，理解不同时期不同探索的合理性与时代性。工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沉淀的动态变迁过程，工业遗产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创新需要积累，作为创新主体与创新平台的工业企业尤其需要积累与传承。一些工业企业成长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百年老店”，这些企业本身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工业遗产，是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见证。与此同时，工业创新的动态变迁意味着技术不断迭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沉浮、产业因资源重新配置而迁移，由此既导致企业内部出现旧机器、旧厂房，又可能导致企业整体丧失工业生产的功能，留下的旧机器、旧厂房、旧厂区都属于工业遗产，凝结着岁月沧桑。从工业经济与工业发展的角度说，前一种工业遗产可以称为生产态工业遗产，意指其仍在执行工业生产的基本职能；后一种工业遗产可以被称为沉积态工业遗产，意指其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工业生产功能，但其整体或部分物质设施仍得以保留，在创新浪潮冲刷过后沉积于原址。这两种工业遗产各具其价值。生产态工业遗产因其技术底蕴等仍然构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沉积态工业遗产则寄托了重要的社会情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他同时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无论是生产态工业遗产还是沉积态工业遗产，其所包含的工业精神与工业文化，都超越了单纯的有形物件，是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工业遗产的分类是一个难题，无论从时间、行业还是地域角度分类，均有其局限性。不过，相较于其它分类标准，时间分类总体上较为简便，大体上也能契合工业史与工业遗产的价值。结合工业遗产自身的时代价值与突出特色，中国工业遗产按企业创办时间或遗产形成时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中国传统手工业遗产、晚清洋务企业遗产、近代民族工业遗产、近代外资工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改革开放工业遗产。这8类工业遗产中，晚清洋务企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等类型因具有强烈的国家主导性而较易识别与理解，其它类型则基本按照时间与性质两种标准相结合进行划分。其中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是指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遗产，即除去“156”项工程企业与三线建设企业后，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保留下来的各类工业遗产，其种类和层次较为多样。例如，武汉的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利用了武汉铜材厂的老厂房，武汉铜材厂诞生于1958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遗址又得到开发利用，属于典型的散落于中国各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福建安溪茶厂建于1952年，在中国乌龙茶的工业化与出口方面长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济南第二机床厂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日本人建立的兵工厂，为日本侵略中国生产武器，核心业务与企业精神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更为妥当。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新中国工业史的具象化，见证了党领导下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大变强的演化历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两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是国家记忆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工业遗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与近代中国各种政权、势力、派别、团体所尝试的现代化方案都不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崛起的道路。新中国工业遗产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从纵向上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尽管给中国的现代化留下了一些遗产，但总体而言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经济史学者彭南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各种工业化模式都遭遇了挫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才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家推动工业化必须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正好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形成了重工业为基础的结构特点。重工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这些都是传统农业国所稀缺的。然而，重工业不仅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设备、动力等基本条件，也是国防安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展开提供了框架性的保障。新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以学习苏联经验和接受苏联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基础，不过并没有盲目照搬苏联发展模式，而是始终依据国情来调整和优化我国的战略规划，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在新中国工业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156”项工程，以及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均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高度为中国经济奠定发展基础的重大意义。例如，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北京电子管厂，创立于1956年，是“156”项工程苏联援建项目之一，是新中国以国家力量汇集资源打造的工业企业，大幅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以北京电子管厂的技术力量为基础整合形成的企业京东方，经过不懈奋斗，成长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标杆之一。因此，北京电子管厂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化战略的高瞻远瞩。
从横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有一个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作为铺垫，在这一阶段里，对外扩张并夺取殖民地是一种基本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也不会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靠侵略来发展，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被外部势力搅局而难以发展的困境，都表明强大的国防是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长期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打下的现代化国防基础，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够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其特殊重要性均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与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意义。从产业上看，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能体现新中国工业遗产在现代化层面的价值。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起始于军事工业，在20世纪初，江南造船厂、汉阳兵工厂等企业已经能制造军舰、枪炮等武器装备，一些工厂甚至能少量组装简易的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助下，我国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经济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这是中国有别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大特色。随着时代变迁，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搬迁，留下了沉积态工业遗产，其中部分工业遗产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青海原子城、重庆816工程遗址、宝鸡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等。这些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新中国工业遗产，从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新中国工业遗产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新中国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见证，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后发展国家要推进现代化，通常需要一些发展条件支撑，但这些发展条件又是发展本身的产物，于是，后发展国家常常陷入“发展需要发展条件而发展条件又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家之力打造重工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以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工业化向纵深拓展。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与资本去主导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家与市场共同促进工业化。
现代化要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
新中国工业遗产包含大量国防工业遗产或与军事相关的工业遗产，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现代化，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新中国工业遗产所彰显的战略逻辑与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线思维是一致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以“两弹一星”精神等为自主创新的动力，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成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以红色工业文化支持高质量发展
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这些精神动力可以统称为工业文化，后者既构成了无形的工业遗产，又在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部分。从工业化的角度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一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技术链与价值链的体系中向上攀登，去摘取“工业皇冠”上一颗又一颗“明珠”，体现出勇于攀登的志气，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现的就是一部中国工业的攀登史。如中信重工传承的焦裕禄精神、大庆油田承载的铁人精神、核工业与航天工业遗产凝结的“两弹一星”精神、运十飞机所铭刻的中国大飞机“永不放弃”的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先辈们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各种复杂工业产品的从无到有，这与今天我们在霸权国家“卡脖子”状态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情境是相似的，都需要一种精神动力去打破桎梏。因此，挖掘、总结与传承这些红色工业文化，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新中国工业遗产给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与财富。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