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严鹏
近日读了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所著《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大呼“过瘾”，引发不少感想。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又曾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建设的实际推动者，《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记录了这段历史，披露了某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弥足珍贵。而作者在长期实践工作中总结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又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工业文化的一种积淀了。
一、记录改革开放工业史的细节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中叶，自1949年后大规模铺开，而在改革开放后大放异彩。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在中国工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工业真正崛起的阶段，理当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与研究。然而，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但受限于档案开放程度以及史料保存机制变化等因素，离当下最近的改革开放工业史的史料恰恰存在严重缺失，这极大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展开。因此，类似《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这样的重要历史参与者的回忆与记录，在当前条件下就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了。
历史的生动之处在于细节，而当事人的回忆往往会记录这些细节，这一点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比比皆是。《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共分5篇，分别为能源综合篇、电力与新能源篇、交通运输篇、工业与装备制造篇和民生篇，分别对应着张国宝工作过的领域。事实上，由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牵涉面广的宏大历史进程，因此，所有的篇章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书中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对作者参与的工业建设的细节的回忆，如《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及决策》、《西电东送工程的决策和实施》、《上海洋山深水港建设论证和决策》、《第一个铁路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修改》、《九寨沟机场建设争论和决策》等。这些文章的题名已经揭示了书写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存在着多种路径，其中，依托一批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的建设而带动工业体系成长的路子，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虽然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些新闻里经常露脸的“世纪工程”或许耳熟能详，但这些大工程的决策都是在庙堂中进行的，一般的史学研究者也难以有机会对其具体过程知晓一二。从这个角度说，《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为普通读者揭开了历史幕布的一角，展现了一批重大工程的决策经过，并客观地反映了围绕重大工程产生的争议，以及政府选定方案的动态过程。例如，张国宝回忆，2000年他在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汇报西气东输工程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但在当时西气东输工程存在争议且缺乏明确市场前景的情况下，如果不先分析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会被人质疑为何舍近求远。令人读之拍案的是，据张国宝回忆，汇报过程中，朱镕基总理问张国宝上海天然气的价格，他马上回答“1.56元”，朱镕基立即使眼色让他的秘书李伟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核实，汇报结束后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这一细节一方面反映了工程决策过程中的严肃性和严谨作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搜集与流动机制。这种历史细节，在目前只有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才能被普通读者知晓，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中国传统史学讲究知人论世，这一点也是亲历者回忆作为史料的一个优势。张国宝在其回忆中串起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并不乏品评，既勾起了读者的兴味，又是对历史的生动呈现。例如，在书中收录的一篇写给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的信中，张国宝写道：“您担任铁道部领导后，您年迈的父亲仍然在原籍居住在一小套50平方米的房子里，而且离公用厕所很近，臭味都能闻到，苍蝇也很多。铁道部和当地领导都多次提出要给您父亲调大一点的房子，但是父亲怕对你有影响，都谢绝了，直到他去世……您和我讲过……刘志军为了使您对他有好印象，还去看过您父亲，说您是傅部长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父亲。”这些话，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人物。当然，历史学研究对于史料始终要抱有批判的态度，不能盲信盲从任何形式的史料，毕竟，所有的史料在生成过程中都包含主观性，亲历者回忆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多一种史料来源，就多一分认知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如何辨析并使用史料是研究者自己的事，但《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包含丰富而宝贵的信息，具有为研究者提供原始史料的重要价值。
二、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工业文化
工业文化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思想与观念等价值观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些都可列入工业文化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文化，其中的部分要素，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得到了彰显。
创新是工业文化最核心的要素之一，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一般认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等企业家精神只存在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企业家精神同样可以存在于政府部门，并对工业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就通过研究表明，政府对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落后国家的发展程度低下，单凭市场很难把资源有效组织起来投之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而政府通过有效的干预能够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也正是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工业发展的历史与理论参照，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体现于一个个具体的重大工程。实际上，政府推动重大工程建设，和企业进行投资，有相通之处，在本质上都是预期通过资本投入来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只不过，企业的投资局限于自己的利润所得，而政府的投资要综合考虑包括非直接收入在内的综合效应。然而，从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不局限于短期所得的战略眼光等方面来说，两种投资需要同样的心理品质。以西气东输工程来说，恰如张国宝所言：“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所谓创新，往往也就是要去做一些现实中尚缺乏条件的事情。至于企业家精神，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说，如同逆着潮流游泳，而潮流就是习惯的思维、既存的条件和眼前可见的事实。因此，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就是一种由企业家精神激扬的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诸多世纪工程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大工程不一样，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的，国家的有形之手要受市场无形之手的制约，工程的建设也需要运用市场思维去创新。仍以西气东输工程为例，刚开始建设时，由于中国的天然气市场本身尚未发育成型，东部各省市基于眼前有限的市场需求，都不愿意多要西部的天然气。因此，张国宝等人想尽办法宣扬天然气的好处，到各省市做工作，进行推销。最有意思的是，他写道：“后来我们又把沿线的省市领导、发改委主任请到塔里木的轮南进行现场观摩。轮南过去是边疆，很荒凉。中石油在沙漠中找了一块空地，等人都到齐后，当场在沙漠里点火，‘砰’一声，火焰就高高地蹿起来，极为壮观，现场的人都赶紧拍照。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下游各省市接受的。”这与很多企业惯于使用的市场营销手段不是如出一辙吗？谁说这不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呢？
以上所举西气东输工程的两个例子，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不是孤例，其它所有重大工程的决策与实施过程，都体现出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魄力，也体现了具有工匠精神的严谨论证。这些精神不是凭空构思的理论，而是张国宝等历史参与者在工业化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就真正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因此，《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文化，对于工业文化相关工作的推动与开展具有启迪性。张国宝在书中指出：“创新需要社会环境，万马齐喑的氛围是不容易创新的。”发展工业文化就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
三、辨析产业政策等工业文化问题
目前，工信部将工业文化相关工作划归产业政策司管理，这实际上表明了工业文化在实践层面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围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出现了不少争议，相关理论问题是值得辨析的。
其实，无论从世界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固守18世纪古典经济学教条的理论家才会质疑和否定产业政策。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更是无需赘言。事实上，由国家投资建设一个个世纪工程，其本身就是一种产业政策，这些工程对于工业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就此而论，《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可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产业政策的成功记录，这对于相关理论争议是能够起到参考与评判作用的。尤其对于重大工程与装备制造业的协同演化关系，张国宝颇有心得：“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依托重大工程项目。因为重大装备研制技术难度高，前期投入大，制造周期长，首台（套）的应用推广难度大。因此，在重大装备研制和推广初期，必须加强政府的协调和组织，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是实践得来的真知，也是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但是，该书的价值不限于此。尤为可贵的是，张国宝在工作实践中，得出了对于产业政策的辩证认识。一方面，产业政策有用，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又不可滥用，而应善用。通过参与新能源建设的决策，张国宝悟到：“一个行业在初期发展阶段国家应该给予支持，但这种支持最好放在科研或者税收上……如果直接给财政补贴，将来发展的规模越大，补贴的规模就越大，到一定程度财政也无法承受。”赛维、尚德等太阳能企业的兴衰浮沉印证了这一点。张国宝进而将对产业政策的思辨上升到理论高度，写道：“我也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更多要依靠市场力量。在起步阶段，政府一点不给政策、不鼓励也是不对的，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市场，提升自身竞争力，这样才能长久地维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非常朴素的话语，但道出了产业政策的真谛。
此外，在中国学术界与舆论界，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看法也往往呈现出极端对立的两极分化，对一方容易形成全盘的肯定或否定，这也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作为具有国家意志的世纪工程，国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乃是应有之义，《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可以找到不少优秀国企的案例。但是，作为政府官员，张国宝也充分认识到了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例如，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历史性跨越》一文中，张国宝客观地写道：“地铁车辆的车体已从过去的碳钢变为不锈钢车体和挤压蜂窝状铝型材，这种车体此前我国没有生产过，开始我们也是盯着央企来实现国产化，选择最有实力的西南铝加工厂研发，给予扶持，但央企最终还是没有竞争过崛起的民企。”再如，书中提到的为陕西飞机制造公司生产大型运输机提供五轴数控激光切割机的大连光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民营企业。张国宝并未因为大连光洋公司民营企业的身份而采取歧视态度，积极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其取得的成效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生产的巡航导弹和其他导弹发动机叶轮已批量使用国产五轴机床，别的国家再也卡不了我们脖子了。”国企与民企本不应对立，产业政策也应一视同仁，《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揭示了这一点。
张国宝能得出这些不落俗流的通人之见，得益于他长期从事实践工作。演化发展经济学总结了世界五百年来的工业化历史，认识到在各个发达国家工业起步与成长的阶段，不拘泥于书本理论和经典教条的官员与企业家，才是工业发展真正的推动者。究其原因，或许用张国宝自己的话可以总结：“理论再对，不能取得成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知易行难，与其纸上谈兵不如付诸实践。”现在，张国宝已经将其实践经验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进行了总结，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