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鹏副教授出版了专著《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不仅较早地提出了“工业文化”这一概念，而且“以文化为中心视角来审视中国工业史”，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工业文化的演变历程，对推动我们认识、传承和发展中国工业文化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仅隔数月，作者研究工业文化的新著《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完稿。我作为书稿学术审阅者之一，惊喜地发现，该书延续了“工业文化”思想史这一研究主题，将研究范围从中国拓展到了全球，为读者呈现了更为宏大的工业文化演变史，并从全球范围内思考中国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竞争问题。《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是《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的姊妹篇，两本著作相互补充，构成了古今中外“工业文化”演进之全貌。
大国兴衰故事的另一种讲法
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家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线，而且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引领历史的走向，国家兴衰探源也成了“永恒的”研究主题。从代表性著作的研究线路看，欲探国家兴衰之源，须先选取一个研究视角，构建起一个充当解释框架的理论，再以此统率史料，形成一个理论与历史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例如，近年来风头正劲的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其所著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中，评述了社会科学家研究国家兴衰所提出的“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等，提出了“制度假说”。因此，国家兴衰研究的创新方式主要有三：一是理论视角的创新，即选择一个新的视角透视国家不均衡发展的历史，提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假说。二是采用新的资料，或者采用新的方法重新分析史料后证实或证伪了一些理论假说。三是研究问题的创新，即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重访特定问题的思想史和经济史，以史为鉴，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思路。可见，国家兴衰探源虽然是一个旧话题，但是随着理论、方法和现实问题的变化，国家兴衰探源又是一个常作常新的研究主题，吸引历代知识分子为之着迷，上下求索。国家兴衰探源似乎还有一种“魔力”，一旦思考了该问题，就很难再将其置之度外。近代中国是少数几个因“缺课”世界工业革命而经历了从强盛到衰落再追求复兴的世界大国，国家命运多舛激发了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自觉思考大国兴衰的逻辑和国家富强的根源，摸索国家复兴之路。
严鹏所著的《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和《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都是从“工业文化”这个全新的视角揭示国家富强的奥秘。相比于目前代表性的假说，“工业文化”的新奇之处体现为概念的综合性和现实关联性。第一，工业文化以物质层面的工业和工业化为基础，强调了近代以来工业实力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又突出了精神层面的“文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相比而言，“工业文化”比广义的“文化假说”突出了工业在国家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又比“制度假说”强调非正式的“信念”的变化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第二，“工业文化”虽然是工业和文化的组合，但是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工业的“软环境”，从而能够在更基础的层面透视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软实力”。因此，工业文化又比“地理假说”更强调一国内生的因素对国家富强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现实相关性。第三，利用“工业文化”可以构建起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框架，基本假说有二：一国的富强程度由其工业发展水平决定，而后者又由其工业文化的繁盛程度所决定，因此一国的富强程度主要是由其工业文化所决定。
工业文化的假说为工业革命以来国家间竞争的实质提供一个连续而“切题”的解释。大量的研究和史实表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范围内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及其中心的空间转移，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富强程度的“惯例性”机制。换言之，一国工业化的可持续性及在全球范围内所得达到的相对高度，决定了其在大国竞争中的位势。工业化始于工业，又超出工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层层推进。这就好比向池塘中投掷了一枚石子，激起层层波纹，处于圆心的是激进技术突破，再通过先导产业传递至产业体系，而最难被波及的一环便是由工业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方式。这是因为社会生活方式属于最广义的制度，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通常会滞后于技术的进步。因此，新旧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最激烈的阶段，便是旧范式下所形成的“文化”抵制新范式的拓展。由此观之，如果规范地将工业文化分为“好”“坏”两种，那么“好”的工业文化便是能够及时接受和推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而“坏”的工业文化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阻碍和延迟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即反工业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通过系统的思想史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工业文化和反工业文化并不是发展阶段特定的，也不会随着国家富强而单调地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而是会共存于工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即，“一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既存在着支持工业发展的工业文化，又存在着不支持工业发展的反工业文化，工业文化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反工业文化则不然，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斗争，工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则国家走向兴盛，反工业文化取得优势地位则国家走向衰败”。两种工业文化对技术经济范式不同的态度和影响，更会体现在国家、产业、企业甚至个人层面，全方位地影响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因此，工业文化的演进程度成为检验工业化水平的核心标尺，工业文化的发展史反映了以工业竞争为核心的大国兴衰史。
这一假说改变了工业文化在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传统之下所处的从属地位，而将工业文化视作影响长期工业发展和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一项思想试验，而是数百年来后发国家轮番上演的剧情。全书用大部分的内容（第一章至第七章）讲解了“制造业精神与食利者文化，以列国竞争为舞台，开启了一场长达五百年的文化战争”。按照登场顺序，全书先后呈现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工业文化和反工业文化的较量与英国工业兴衰的关联，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仍处于后发地位的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工业文化结盟，法国知识分子的纠结和日本精英阶层的呐喊，20世纪初苏联领导人重化工业思想以及战后缔造东亚“奇迹”的政治强人对工业赶超思想的继承和实践。在这场“文化战争”中，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在本书中悉数登场。他们是推动工业文化发展的关键行为者，对国家工业发展和历史性崛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贡献，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历史功绩也被后人追忆。本书在论述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时，采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精巧地将国家的发展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再将各个时期工业文化和反工业文化角力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读者在轻松阅读后，也会自觉地思考中国的当下与未来。
工业文化的现实相关性
该书作者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现实工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显然不会局限于探讨和梳理工业文化的理论和思想史。该书研究的现实意义集中体现在第八章和结论部分。
第八章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战后美国工业文化衰落的原因。一是工业企业管理结构和经营理念变得日益追求短期收益，“重视短期效益的文化与制造业创新所需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对战略性新兴技术的产业转化的不足，强大的研发实力没有充分在美国国内形成产业优势而出现了去工业化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美国教育体系适应不了制造业发展的需求，表现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弱化，高等教育、人才聘用的形式化，大量的优秀人才“逃离”了制造业。三是美国一些工业行业和实业企业的社会形象被选择性操控，导致美国工业企业“文化定价权”的旁落，工业长期发展的社会环境趋于恶化。总之，“外国竞争带来的冲击固然是导致美国部分工业行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但美国工业文化内部出现的问题以及美国社会盛行的反工业文化，对于制造业衰败也难辞其咎。”针对盛行的反工业文化，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忧国志士们正在重塑工业文化”，近年来更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加大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领导美国人民重新认识制造业的贡献和价值。这一系列的动向都推动了大国竞赛进入了新的赛程，重新回到了制造业发展水平这一基准线，也增强了未来世界体系形态的不确定性。可见，从工业文化看美国政府积极实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或许更准确地把握政策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有助于提高战略判断的准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反工业文化的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尤其值得我国加以防范和警惕。例如，我国流行着将是否企业上市当作评价其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一些企业“跟风”上市后为了保持股价和市值的稳定，被动性地实施短期化经营，即便认识到了长期技术投资对企业、产业和国家的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实现中也面临着资本市场和股东的各种限制。又如，我国青年人才更多的选择收入更高的服务业相关的专业和就业，导致高端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人才流失的问题。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亟需改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待遇提升和社会地位，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然而公众和一些专业人士仍然延续了传统的思维，认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太高，建议防止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实际上是加速了人才逃离制造业，最终受损的将是国家的长期工业实力，在国家富强竞争中容易后劲不足。再比如，社会媒体和学者不加区分地将工业与“低端”“高污染、“高耗能”“环境不友好”等词汇等同起来，罔顾一些现代制造业工厂已经在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环境友好方面已经远远优于所谓更为清洁的服务业。这都因素都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从长期看，可能会损害我国制造强国的建设，在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中丧失主动优势。
作为比较，这一章还比较了德国在积极实施工业4.0计划的同时，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而重塑和利用工业文化。作者指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智能制造“德国方案”的推广和营销，旨在“总结并进一步发展其成功经验，巩固其已取得的成绩”。作者的这一判断是冷静和客观的。德国距离其所勾勒的工业4.0计划的蓝图还需要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已经迫不及待地将打造品牌，似乎工业4.0计划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范本，在德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点燃了人们关注制造业、升级制造业、享受制造业的热情。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亟需构建新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德国工业4.0计划迅速在我国受到热捧。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现象反应了我国重视工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工业文化缺乏本土意识和问题导向的浮华。缺乏自信的工业文化，从根本上讲是缺乏长期发展工业的耐心和信心。
尽管该书是一本用心行文，使语言生动化、通俗化的桑巴特式学术专著，作者还是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以建构理论模型的方式提炼了工业强国兴衰的文化启示，构成了全书的核心观点：“（1）一国工业化的启动必定伴随着心智层面的变革；（2）能够促发工业化的心智变革包含勤奋、进取、相信科学、面向未来等共性价值观，此种价值观体系可称为工业文化；（3）工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往往由标志性的精英人物率先鼓吹，通过教育等手段扩散至全社会，形成较大层面的共享信念，亦即真正成为一种文化；（4）工业文化通过精神激励、知识积累等机制促进工业发展；（5）存在着与工业文化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心智结构，可以称为反工业文化，反工业文化通过与工业文化相同的机制扩散、传播，但对工业发展起反作用；（6）由于工业是一国经济与军事竞争力的基础，工业文化通过对于工业发展的作用而影响到国家兴衰。”在我看来，这既是全书的一个总结，更是提出了今后工业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后续研究方向，呼吁更多的人士投入工业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当中。
鉴于工业文化与大国兴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回答“如何培育工业文化”这一现实问题。对此，该书区分了硬性工业文化和软性工业文化，前者是指自然科学知识与工程技术知识，后者则是以工业精神为内核的影响行为的价值观体系，并认为“在现实层面，硬性工业文化与软性工业文化的生成路径虽有差别，两者实际上水乳交融，共生共荣……硬性工业文化只构成学习内容，软性工业文化则包含学习的动机与意志”。这种分类对推动工业文化理论的完善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作者还分别探讨了两种工业文化的培育机制，特别强调了加强教育和培育使命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都是切中要害的。
当然，工业文化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用工业文化假说解释大国兴衰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作为一本“试验性”的论著，已经为后续的研究“破题”，我们期待作者在该领域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
（作者：黄阳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