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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本书卷首语，作者 彭南生）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地处武汉，在历史的风暴中自然首当其冲。2019年夏天，我们确立了将“世界遗产与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化研究》第4辑的主题，并进行组稿，以配合将于次年在中国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然而，疫情不仅使世界遗产大会延期至2021年召开，也打乱了《工业文化研究》第3辑的出版进度和第4辑的编辑工作。一方面，本应在2019年面世的《工业文化研究》第3辑推迟到了2020年10月方正式出版；另一方面，由于经费短缺、人手不足、计划进度延误等各种问题，2020年，中心实际上停止了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样一来，自2017年创刊便保持当年组稿、当年交付出版社出版的《工业文化研究》，出现了中断。

疫情汹汹，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雄的中国人民排除万难，成功地抗击了疫情。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里，《工业文化研究》的重启，也别具纪念意义。历史与事实证明，工业文化的积累与工业基础的夯实，是我国成功抗击疫情所不可或缺的动员力量，而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证。工业文化参差多态，它既蕴含于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遗产里，又溶解在中华民族赓续百年的红色基因中。因此，在2021年这个特殊的重启时刻，《工业文化研究》第4辑的主题，自然而然选择了“红色基因与世界遗产”。王新哲的《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证》立论宏阔，分析深入，史论结合，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陈文佳的《中国工业遗产与世界遗产：价值与展望》梳理了世界遗产中的工业遗产，并通过分析中国工业遗产与世界遗产价值的耦合度，为中国工业遗产的申遗提出若干理论建议，该文举出福建船政与安溪茶厂两处国家工业遗产的例子，恰与在福建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相呼应；褚芝琳的《从世界遗产看中国黄酒工业遗产》以绍兴鉴湖酒厂这一黄酒行业的国家工业遗产为例，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业遗产所蕴含的世界遗产的价值；曹福然的《世界遗产铁桥峡谷的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研究》探讨了英国世界遗产铁桥峡谷遗产的话语变迁问题。

红色基因的传承要靠教育，研学教育是其中重要的形式。2019年年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的严鹏、刘玥等参与了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文化研学标准的制定工作。由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孙星副主任与刘玥合撰的《论工业文化与研学教育相结合的意义》成稿于2019年上半年，是标准制定前的前期论证成果之一，具有理论参考价值与历史文献意义。

2019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世界遗产富冈制丝厂达成了合作协议，即使在疫情的阻挠下，双方依然保持着信息沟通与刊物交换。本刊将从第4辑起，每辑刊发日本学者相关论文的译文，以期深化国内各界对世界工业遗产的认识并推动相关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在中国的工业文化研究与实践中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老校长章开沅先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2021年5月28日，章开沅先生逝世，本辑特刊发中心副主任严鹏的纪念文章，既深切缅怀先生，又为中国工业文化事业的发展留存若干珍贵的史料。继续将中心办好，将刊物办好，就是我们对章开沅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