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传统的双重接续与发展，是一部近年中国经济史学界少有的描述分析战争与中国工业发展关系的著作，深具理论特色。本书重点论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装备工业化的状况与发展装备工业的诸种前期准备，战争爆发后国统区、沦陷区、红色根据地装备工业的演化基本情况，以及战后装备工业的命运等问题。
战争对工业化具有全方面的影响，但不同的工业部门会有不同的表现。除去直接生产武器的军事工业外，一般而言，与作战物资关系更为密切的重工业部门或所谓资本品部门，如钢铁、机械等，会更易于在战时发展。米尔沃德（Alan S. Milward）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影响时指出，战争提升了各主要交战国生产机床的品种和数量，而机床是现代制造业的基本生产设备。因此，战争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刺激效应更为明显，而这些部门在战时的扩张，也有可能在战后对和平的经济发展起到正面作用。上文提到的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细分行业。装备制造业（在行文中与“装备工业”一词可互换通用），也就是机械工业，是指制造各类机械设备的工业部门。不过，由于机械包罗万象，简单如自行车，复杂如航天飞船，均属于机械，故装备制造业系专指机械工业中生产技术较复杂产品的高端部分。选择装备制造业作为个案，分析战争对于工业化的影响，就“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而言，可谓得宜。
在各种工业中，直接从事武器制造的兵器工业与战争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兵工企业的运行机制可谓离“经济发展规律”最为遥远，甚至常常不受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经济规则的束缚，这就使该产业不太可能成为适合于经济研究的典型样本。与此类远离一般市场机制的纯军事工业不同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装备制造业具有军民两用属性。一方面，装备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设备，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是能够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工业，既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又具有经济学上的可分析性；另一方面，现代武器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机械，因此，装备制造业不仅为兵器工业提供生产设备，不少装备企业本身也具有从事武器制造的能力，甚至在战时转为军工生产，a这就又与战争产生了紧密关联。进一步说，装备制造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资本与技术恰为开始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农业国最为稀缺的资源，故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本身亦可视为一国工业化绩效的合适指标，对于李斯特与赫克歇尔之间的理论争议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检验样本。因此，本书将描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以此来剖析战争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并以历史提供的自然试验回应某些经济学争论。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将战争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背景，须从对战争的准备活动开始考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抗日战争。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战争最典型的军事行为是局部性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仍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因此，直到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抗日战争才演化为具有典型军事意义的战争，也才符合理论分析的标准。而从当时代表中国国家主权的国民政府采取的实际政策来看，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也只是处于备战状态，并未进入战时状态，从军事理论的角度说仍属“战前”。本书所界定的“战时”“战前”等概念亦以全面战争状态为标准进行划分，盖本书为学术专著，须遵从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并切合历史实际。在1937年以前，培育装备制造业正是国民政府备战计划的重点之一。然而，全面战争的爆发远远快于国民政府的估计，国民政府在内迁西部大后方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装备工业动员。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备战与动员，即本书第一章之内容。
就战时中国工业化的主体而言，西部国统区或狭义的大后方实为重心，本书第二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即专门描述国统区装备制造业之演化。战争期间，侵占东部沿海的日军对僻处西部内陆的国统区实施了经济封锁，机械装备进口困难，这一被封闭的市场环境符合李斯特与赫克歇尔两人学说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在此条件下，受自给自足逻辑的支配，国统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国民政府也采取了若干政策扶持产业。战时国统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特征为自力更生，中国企业在动力装备、交通设备、农机与纺织机械等领域皆有涉足，并取得了若干前所未有的技术成就。可以说，中国装备制造业在抗战期间有实质性的发展，其原因亦不乏战时特殊环境所包含的激励效应。由于大后方系战时中国工业化的主体区域，作为本书的核心部分，第二、三、四章将不可避免地占据较大篇幅比重。
早在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已侵占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并在中国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在战争初期沦于敌手，并被日军长期占领。这些地区，可以统视为敌占区。毫无疑问，日本侵略者在敌占区内实施了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本书从整体上考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战时演化，故第五章对于敌占区之情形将有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的战略物资禁运，包括敌占区在内的日本帝国经济圈很早就处于某种半封锁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封锁全面化，故自给自足逻辑也作用于敌占区工业演化。
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除了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抗击侵略者外，中国共产党亦在敌后战场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受到条件限制，中共根据地不适合发展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大型工业，但是，军事斗争的需要催生了涉及装备制造的红色军工业，这是第六章的主题。由于根据地遭受了敌军封锁，自给自足逻辑再次显现，并演变为自力更生这一重要的经济政策。
通常而言，交战国决出胜负后，战争也就结束了。但从经济角度看，战争的效应可通过战后情形反向推测。第七章将简要论述战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抗战的胜利本是普天同庆之喜事，但由于国民政府不久即发动内战，兼以某些错误经济政策的实施，战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整体上陷入困境，不啻为一出悲剧。而中国装备制造业从战时到战后的转折，恰是对李斯特与赫克歇尔学说争议的历史检验。然而，从国家形成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是更为深远的，资本–技术积累、观念塑造、制度构建等方面的长期效应一直延续至1949年后，对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尾声。当讲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演化的故事后，本书的结论部分将从理论的角度总结启示与教训。
本书在方法论上，承袭了包括李斯特、桑巴特在内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精神内核。当代国防经济学者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充分论述了战争，并且认为战争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这或许是因为“历史学派的方法本身就有偶发性，它提不出一般适用的经济理论”a。然而，鉴于那些逻辑严整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就将战争视为难以处理或不必处理的偶发性变量，历史学派坚持从事实出发的方法论恰有用武之地。当前，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尝试用经济学工具解释战争史，其基本预设为：“战争的计划和发动要求做出选择。但是经济学，至少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起源是决策制定的分析。因此，历史（在这里指军事史）是适合经济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诉求是为繁复的经济现象提供最简洁的理论解释，但这就不可避免会将所有时空中的人类行为简化为同质的标准决策及其反馈。此种分析思路有其合理性，然而，历史学派在经济学家中率先揭示的时空特殊性原则，已经表明无视各国发展阶段性的抽象理论，无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解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变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远东战场的参战国来说，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日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工业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农业国，因此，这些国家的战时工业演化面对着各自特有的问题，战争对这些国家工业经济的影响也必然会导向不尽相同的结果。事实上，当其他交战国的后方民众忍受战争给日常生活带来的痛苦时，美国因其特殊的国情，“随着战争的进行，人们的生活条件反而提高了”c。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能假定中、日、美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做出相同的决策？是故，本书在方法上回归经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正是为了充分剖析一国工业发展的特有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后，方能探求战争与工业演化的一般规律。
（选自《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已上市）
推荐：
本书通过引用和评判赫克歇尔、李斯特等经济学家的学说，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辨。因此本书不是单纯罗列资料、陈述事实，而是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经济学探索。
——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本书利用云南等地尚少有人用的原始档案，刻画出历史人物的心态与行动。
——吴景平（复旦大学）
全书观点鲜明，史料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堪称一部经济史研究的佳作。以某一特定产业的演变为视角来考察战争与中国工业发展关系的著述尚不多见，因而本书的出版十分必要。
——卞历南（美国奥本大学）
